西山别院的傍晚是刘庆一天里最喜欢的时辰。山风从后山吹下来，带着松针和艾草的气味。甘薯地里的苗架已经爬得老高，叶片肥嘟嘟的，在风里沙沙响，再过几个月就能收了。
朱芷蘅在廊下绣那幅还没完成的粽子图，孙苗在厨房里炖肘子，桃红蹲在院子一角拿旧苇叶编蚂蚱，向稻花扛着枪从后山下来，身后跟着一只刚猎的野兔。
刘庆坐在竹椅上看着这一切，忽然觉得这辈子最奢侈的事，不是权倾朝野，不是封侯拜相——是此刻，是这满院的人，是芷蘅低头绣帕子的侧影，是苗儿在厨房里哼的小调，是稻花枪尖上晃荡的野兔。
刘念跑过来，举着他的小短铳嚷嚷说今天打得比昨天准。让他好好练，将来跟稻花姨一样厉害。刘念使劲点头又跑回后山去。他望着那孩子的背影朝山里跑远了，心里浮起一句旧话——江山代有才人出。他这代人种下的树，将来总归要靠他们来乘凉。
仲夏七月，西山暑热难当，别院后山的松林里蝉鸣如沸。刘庆每日清晨趁着日头还没完全升起来，领着刘念去甘薯地里拔草。
垄间的土被晒得微微发白，踩上去硬邦邦的。刘念蹲在田埂上，小手攥着比他巴掌还大的泥块，仰头问：“爹，这薯什么时候能吃？”
刘庆头也不抬，手指插进土里探了探薯块的硬实程度，估摸着还得再等大半个月。刘念有些失望，又问怀远哥在朝鲜也种这个？
刘庆嗯了一声，站起身捶了捶腰。他想起刘怀远从朝鲜送回来的甘薯苗——那是开春时节，苏茉儿亲自从天津码头押运回来的，苗根上还裹着汉城的红土。一晃几个月过去，苗已爬成满垄翠绿的藤蔓，刘怀远却再没来过信。
回到院里，刘念举着新从溪里捡的鹅卵石跑去找稻花献宝去了。刘庆在廊下洗脸，听见屋里有翻箱倒柜的动静——是朱芷蘅正踮着脚够衣柜顶上一只旧樟木箱子。
那箱子刘庆认得，是当年从开封老宅带出来的，雕着缠枝莲纹样，边角都磨圆了。她打开箱子，取出一封信，信封已经泛黄，上面的字迹却依旧清晰——那是李孝明许多年前写来的亲笔信，是刘怀远归国后头一回捎回来的。
那封信她读了不下十遍，每次读都像在跟一个遥远的人对话。她把信纸展平就着窗边天光，那些字一笔一画都写得极工整，像写信的人生怕漏掉一丝牵挂。
她翻出信来，是打算要给李孝明回一封信了。这些年她们一个在大明，一个在朝鲜，隔着黄海遥遥相望，通信不多，却从未断过。
她知道李孝明独自撑着王宫的日子有多难——丈夫是大明的权臣，儿子是大明的学生，她一个人在汉城守着那座空荡荡的王宫，身边全是各怀心思的老臣。她也知道李孝明病了，怀远在信中提过一次，只说了句“母亲偶感风寒”，没有多写。但能让一个从不诉苦的人在信里提到“偶感风寒”，病势怕是不轻了。
她铺开信纸，提笔写下“孝明吾妹”，笔尖悬在纸上顿了很久。该怎么写？说近来暑热难耐，甘薯长势正好；说芷蘅身子已大好，今年入夏后胃口好了许多；说怀远的书信收到了，他给母亲带的甘薯苗已种下，长得极好，等秋天收了，挑最好的送进宫给她尝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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