心里那块巨石好像挪开了一点，但空出来的地方，灌进来的不是轻松，是更沉、更冷的某种东西，冻得他指尖发麻。
一个月后，录取通知书来了。
不是A大的烫金信封，是一个朴素的、印着本市师范大学字样的普通信封。
张桂兰和季国良拿着通知书，翻来覆去地看。
老两口识字不多，对大学之间的区别更是不懂。
张桂兰有些困惑，又有些小心翼翼的高兴：“望年，这学校……也挺好，是吧？也是大学。”
梁望年接过通知书，表情平静，甚至笑了笑：“嗯，挺好。我没考上A大，分数差了点。这个学校也挺好，在本市，离家近，我周末就能回来，还能帮家里干活。”
他说得流畅自然，仿佛练习过许多遍。只有他自己知道，每一个字从喉咙里滚出来，都带着铁锈般的腥气。
季国良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力道很大：“没事！是大学就行！咱家也出大学生了！师范好，以后当老师，稳当！”
他脸上是真心实意的笑，皱纹都舒展开了，好像一点没怀疑梁望年的话，也一点没为省下的学费和生活费感到庆幸——或者说，他根本没想到那一层。
他只是为这个孩子有了着落而高兴。
张桂兰也笑了，眼角的皱纹堆起来，转身就去厨房：“晚上加菜！给我们家大学生庆祝庆祝！”
梁望年看着他们的笑脸，看着这个虽然清贫却始终温暖的家的屋顶，看着窗外那棵在夕阳里沉默的枣树。
他想，就这样吧。
但是那天晚上梁望年还是哭了。
枕头上有阳光的味道，张桂兰今天晒过被褥了，枕头晒得蓬蓬松松的，软软的，像一团云。
他把脸埋进去的时候，阳光的味道涌进鼻腔，暖洋洋的，和平常没有什么不同。
可是不对。
什么东西不对。
他的肩膀开始抖了。
不是冷的，是另一种抖，是一种他控制不住的、从身体最深处涌上来的、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里面崩塌了一样的抖。
他把脸深深地埋进枕头里，两只手攥着枕头的两个角，攥得紧紧的，指节泛白，青筋凸起，像是怕自己不攥紧了就会被什么东西卷走，被什么东西吞没，被什么东西彻底地、不可逆转地冲垮。
他没有发出声音。
枕头把所有的声音都吞掉了。
把那些从他的胸腔里挤压出来的、破碎的、不像哭也不像笑的、像是某种野兽在临死前发出的声音，全都吞掉了，吞得干干净净，一点渣都不剩。
他的手指还在抖，全身都在抖，像一片风中的树叶，像一棵被连根拔起的树，所有的根须都暴露在空气中，所有的水分都在蒸发，所有的生命都在流失。
他想抓住什么，什么都行，一根树枝、一块石头、一把土、一只手，只要能让他觉得自己还连着大地，还不会漂走，还不会散架。
可是他的身边没有人了。
季凛在几百公里外的省城，在A大的宿舍楼里，在四人间、上下铺、硬板床的那个房间里，也许在看书，也许在洗脚，也许已经关了灯，躺在床上，和他的室友们聊着明天吃什么、周末去哪里玩。
他什么都不知道。
他不知道梁望年没有考上A大，不知道梁望年报了本市的大学，不知道梁望年今天在走廊里听到了那些话，不知道梁望年在饭桌上撒了谎，不知道梁望年此刻正趴在枕头上，抖得像一片快要被风撕碎的树叶。
他什么都不知道。
梁望年翻过身来，面朝天花板，眼泪从眼角滑下去，滑进头发里，滑进枕头里，没有声音，没有痕迹，像雨落进了河里，河面上连个涟漪都没有。
他看着天花板上的裂缝，那些裂缝在月光里显得更深了，像一道道伤疤，像一条条干涸的河床，像一扇扇打不开的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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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月后，梁望年已经适应了新的大学生活。
这天从宿舍楼出来，他一直低着头看路，没看前面。
然后他撞上了一个人。
不是真撞上了，是差一点撞上。
他的鞋尖碰到了另一个人的鞋尖，在距离不到十厘米的地方，两个人都停了下来。
他先看到了一双鞋，白色的运动鞋，鞋带系得很紧，鞋面上有一小块灰，不知道在哪里蹭的。
目光从鞋面往上移，深蓝色的运动裤，裤腿挽了两道，露出一小截脚踝。
白色的棉质T恤，领口有些大，露出锁骨的线条。
脖子上挂着一根红绳，红绳上坠着一颗小小的木珠子，那是张桂兰去庙里求来的平安符，他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，挂在同样的位置。
然后他的目光继续往上，经过了嘴唇、鼻梁、眉骨、额头，最后落在了那双眼睛上。
那双眼睛在看着他。
黑亮的，弯着的，带着笑的。
季凛站在学校的大门口，站在这所他从未听说过的、普普通通的、在本市排名靠后的大学的大门口，穿着一双新买的白色运动鞋和一条洗得发白的深蓝色运动裤，手里提着个包。
他的头发长了一些，刘海快要盖住眉毛了，人比上次见面的时候瘦了一点，下巴的线条更分明了，但眼睛还是那双眼睛，笑起来的弧度还是那个弧度，站在梁望年面前的时候，还是那个会让梁望年心脏停跳一拍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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