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凝轻咳一声，向台上的两人素拜后才道：“小女子窃以为，顾兄重‘礼乐’，马兄重‘效用’，皆有其理。然则，何谓‘礼’？《乐记》云：‘礼也者，理之不可易者也。’礼之本，在序人伦，别贵贱，定亲疏。”
刘凝认为，礼的根本作用在于规范人与人的关系，区分地位高低，明确亲疏远近。
她继续道：“夷狄之俗，或与我不同，然其族内，亦有尊卑长幼之序，狩猎耕种之规，岂可谓全无‘礼’？只是其‘礼’异于我罢了。”
“至于‘乐’，更在调和人心。百越之巫歌，匈奴之胡笳，未尝不动人心魄。若以我之礼乐为是，彼之礼乐为非，是否太过狭隘？”
“昔太史公作《史记》，为匈奴、东越、南越立传，记其风俗，述其源流，未尝以禽兽视之，此或可为鉴。”
她的观点偏向中立，并未直接否定前边两人的任何论点。但也同时肯定了两人的意思，可以当做华夷之辩中第三种比较温和的意见。
袁耀缓缓点头，这个刘凝学问倒是可以，她这种温和的说法，更加容易被双方接受。以现在的环境，让汉人完全接受夷狄是绝对不可能的。但如果取其精华去其糟粕，用借鉴长处这种观点切入，反倒容易成功。
在古人看来，华夏居于“天下之中”，是文明所在，近乎“天意”。夷狄居于四方，是文明未开之地。这种地理与文化观念，本身就是一种“天心”叙事。想要使得中原文明兼容并包十分困难。但汉末以来，随着匈奴、羌、氐、乌桓等族群深度介入中原战事，民族之间冲突日益尖锐已成现实问题。江南民族众多，这是无法回避的核心意识形态议题。
“在下杜袭，为避乱南下的中原士人，现为金陵学院经科助教。”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男子登上辩论台。他向观礼台行礼后，便捻须而站，气质十分沉稳。
“诸君之论，各有千秋。然则，夷夏之辨，关乎大义名分，不可不察。昔犬戎破镐，宗周倾覆，平王东迁，遂开春秋之乱。此亦夷狄逞凶，而华夏震荡之鉴也。故《春秋》大义，在于攘夷。”
“然则，如何攘之？孔子曰：‘远人不服，则修文德以来之。’吾以为，于当今之世，一味强调夷夏之防，拒人千里，或一味以夷变夏，皆不可取。”
“当行王道，施教化，以我华夏之礼乐文明，渐染浸渍，使夷狄渐知礼仪，慕我风教，久而久之自然同化。如岭南百越，本多瘴疠蛮荒，然自秦开灵渠，汉置郡县，至今数百载，其中聪颖者，已颇知诗书，习礼仪，与汉儿无异。此乃‘用夏变夷’之正道也。”
他的引用了孔子的思想，认为远方的人不归服，就修养文德来招致他们。在当今时代，一味强调夷夏之防、拒人千里，或一味用夷狄文化改变华夏，都不可取。应当实行王道，推行教化，以华夏的礼乐文明逐渐浸润，使夷狄渐渐懂得礼仪、仰慕我们的风俗，久而久之自然同化。
杜袭的这番议论属于“渐进同化论”，更为持中，也符合许多儒家士人的终极理想，立刻便得到不少人点头称赞。
袁耀面露微笑，杜袭的这种思想在后世影响了华夏上千年，不能说不对，只能说过于理想化。要想使四夷臣服，必须有强大的经济、文化、军事力量作为后盾。当这些不存在的时候，以上的便是空谈。
“这位杜大人说的中肯。”云岫缓缓点头，作为九峒族神女自然希望中原王朝采用如此怀柔政策。这种宽松的管制，对他们来说肯定是好事。
袁耀手捻胡须，此等言论倒是可以对外宣扬，却不能作为对四夷的政策根本。就怕后世这些大儒忽悠来忽悠去，弄得自己十分笃信但对方却不信，那便是尴尬的局面。
“在下卢然，范阳人士，南下求学。”一名二十出头的青年上了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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