徐大志接着说：“我还年轻，现在这个阶段，心思都在事业上。结婚的事，至少要过五年才会考虑。希望你能理解。”
他没说自己还是个在校大学生，他只是把话说得很实在：五年，这是他的规划，不是针对谁，是给自己定的规矩。
林晓雨脸上的红晕一点一点褪去，像秋天里最后一片红叶被风吹落了颜色。她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。那张原本神采飞扬的脸，渐渐变得苍白。她努力维持着体面的微笑，但嘴角的弧度已经有些僵硬了。
“我明白了。”她的声音很轻，轻得像是怕惊动什么似的，“徐董，对不起，是我冒昧了。茶给您放这儿。”
她把茶杯放在桌上，转身走了。高跟鞋踩在地板上，发出清脆的声响，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越来越远，最后消失在走廊尽头。
徐大志坐在椅子上没有动。他看着那杯还冒着热气的茶，看了一会儿，伸手端过来喝了一口。是铁观音，泡得刚刚好，不浓不淡。
他想起了林晓雨刚进集团时候的样子。那时候她扎着马尾辫，穿着白衬衫，面试的时候说话条理分明，眼睛里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。在集团里，她做事认真，待人真诚，从不搞那些弯弯绕绕的小动作。说实话，是个好姑娘，也是个好帮手。
但有些事，跟好不好没关系。
徐大志把那杯茶喝完，把报告翻到最后一页，拿起橡皮擦掉了那行铅笔字。纸面上留下浅浅的印记，不仔细看已经看不出来了。他合上报告，收拾东西准备回家。
走出集团大楼的时候，夜风迎面吹来，带着十月里特有的清冷。街对面的饭店还亮着灯，二楼的窗户里影影绰绰全是人影，觥筹交错的声音隐约可闻。徐大志站在楼下的台阶上，忽然想起蔡亮下午说的那句话——“她对你超乎寻常的关心。”
他摇了摇头，苦笑了一下。蔡亮这个人，眼光还是这么毒。
回到家里，母亲袁翠英已经睡了。徐大志洗漱完躺到床上，盯着天花板发了好一会儿呆。
枕边放着一本翻了一半的《管理经济学》，书签夹在一百二十三页。他翻开书想再看两页，但脑子里总有个画面挥之不去——林晓雨转身离开时那张苍白的脸。
他合上书，把被子往上拉了拉，闭上了眼睛。
而在另一边，林晓雨回到自己的办公室，门一关上，整个人就靠在了门板上。这间总裁助理办公室是上个月刚装修好的，粉白的墙，崭新的办公桌椅，窗台上还放着她从办公室搬过来的一盆绿萝。一切都是新的，包括她的职位，包括她对未来的憧憬。
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办公室的，只记得走廊很长，每一步都踩得很沉。脑子里翻来覆去就那几句话——“我们做同事挺好的”“至少要过五年才会考虑个人问题”。不是拒绝，但又比拒绝更让人难受。拒绝可以归咎于“不合适”，但人家说的是“还不是时候”，那就说明不是人不对，是时机不对。可是时机这种事，谁又说得准呢？
她深吸了一口气，走到办公桌前坐下，打开台灯，摊开明天要用的会议材料，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了起来。
不能因为这种事耽误工作。这是她进世界通第一天就给自己定下的规矩——不管发生什么，该做的事一样不能落下。
这世上的事就是这么奇怪，有些东西你越是想抓住，它越是溜得快；你越是计较得失，往往失去的越多。反倒是那些一门心思把手头事做好的人，该来的东西一样都不会少。
她翻到第三页的时候，笔尖顿了一下，在纸上画了个小小的圈，又随即划掉。
算了，不想了。
十月的兴州，夜晚来得早，去得也早。第二天天刚蒙蒙亮，徐大志就醒了，轻手轻脚地穿好衣服，去了兴州大学。
操场上已经有几个早起锻炼的教授在慢跑，食堂的灯亮着，热气从窗口冒出来，白乎乎的，带着包子的香味。
他跟其他大学生一样，去食堂排队买了大饼油条，跟黄明他们一起吃了早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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